梁玉明
采访对象：梁玉明（小名：王栓），年2月出生，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人。年入党，年至年担任梁家河村支书，年1月至年1月担任梁家河村委会主任。
采访组：本报记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采访日期：年12月27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梁玉明家中
采访组：您好！习近平到梁家河插队时，您是村支部书记。他到梁家河以后，您与他朝夕相处，在生产和生活方面有很多接触，并结下了深厚友谊。请您具体讲一讲习近平插队期间的情况。
梁玉明：近平他们来下乡的时候，我是梁家河的村党支部书记。那个时候，农村以粮为纲，村支书就是大队长，主要的工作就是带领社员苦干，大干，多打粮食，一切工作都是以粮食生产为中心。
近平他们这些北京知青是年的元月17号到的我们文安驿。那天，我们村派了两个生产队的社员，还带着毛驴，赶到文安驿把他们接了回来。
知青都带了很多行李，大包小包大多装的是衣服、被褥，虽然看着挺大，但分量并不重。近平有两个箱子，不算大，有个社员看他的箱子小，以为很轻，过去一拎，结果死沉死沉的。社员说：“呀，这箱子看着不大，咋这么重！里面装了金元宝吗？”
当时我们梁家河大队有两个小队，一个前队，一个后队，也叫一队、二队。回来以后，我们就把这15个北京知青分到两个队。一队住了9个知青，5个男的，4个女的，两孔窑洞就分别是男生宿舍，女生宿舍。二队是6个知青，其中包括近平，全都挤到一孔窑洞里，在一铺炕上睡觉。
他们这些北京来的后生，连我们山沟沟里的灶台都没见过，更不会烧柴做饭。我们队上就派了一名社员负责给他们做饭。过了两个月以后，他们学会了做饭，以后就都是自己做饭了。
相处了一段时间，我们村里人和这些北京知青都熟悉了，那时候我们才知道，近平那两个沉甸甸的箱子里装的全都是书。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感慨：近平当时是个十五岁的娃娃，虽然个子高，但是挺瘦的，这两大箱子书，我们干惯了体力活的社员都觉得太沉了，他竟然从北京一路给搬到千里之外的山沟沟里来，真是太不容易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注意观察这个知青里面年纪最小又爱读书的娃娃。
北京知青学习陕北方言
采访组：知青刚到村里的时候遇到什么生活上的困难吗？
梁玉明：知青首先遇到的障碍是语言交流上的困难。我们陕北的口音很重，知青刚来的时候，语言跟农民不通。刚开始时，知青说了一句话，农民听不懂，就说“害怕”。知青就懵了：跟你说句话而已，你害啥怕？其实农民说的是延川本地的方言：“害不哈”，是“听不懂”的意思，知青也听不太明白，就听成了“害怕”。知青就问我：“我们一说话老乡就害怕，这是咋回事？”我跟他们解释说，他不是害怕，他是说“害不哈”，意思就是“听不懂”。我就跟知青说，你们要学老百姓的语言，学会陕北方言，这样才能方便沟通交流嘛！慢慢地，知青就学着说我们本地的方言，与社员交流起来就没有语言方面的障碍了。
采访组：你们是怎么和知青们熟悉起来的？
梁玉明：那个时候，我们社员经常和知青在一起学习。我记得当时学习毛主席的文章比较多，《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等等。我是村党支部书记，组织给他们上课，但是实际上，我也是和他们一起学习。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这句话的核心思想就是：衡量对错的标准，应该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始终要坚持好的，坚持对人民有益的，改正那些错的，那些对人民无益的。这篇文章不咋长（陕北方言：即不怎么长），我见近平反复地看，反复地读，爱不释手。我当时还在心里想：这个娃娃咋这么爱学习呢！
采访组：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之后，与梁家河，与您本人有哪些联系？
梁玉明：近平在厦门工作的时候，我带我们公社的书记杨世忠到厦门去找过他一次，老朋友见面特别亲切，一点儿都不生分。但是我那次找他，不是为了叙旧，而是因为我们村子里一直没有通电，想让他帮忙找找关系，看能不能给解决了。近平表示，离的这么远，可能不好解决。我说，不好解决，我们就不难为你了，以后再说吧。近平说，你们先回去吧，我再想想办法。
当时我以为这个事情就办不成了，但是没想到，近平后来立即和我们县当时的书记联系上了，给他写了信，向他反映了这个情况，希望他能重视解决。后来，县委书记给我们批了20万元，不仅我们梁家河通了电，一条沟的五个村都通了电。
近平在福建省委工作的时候，我又去找了他一回。那次是村里办学校的事。我说我们想办学校，没钱。后来，近平通过朋友关系，多方协调，联系了一个慈善机构，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出资给我们村里办了一所学校，有九个教室，多学生。
我到福建去的那一次，跟近平闲谈，我就向他请教，当时咱们国家有个职位很高的干部被判刑了，是怎么回事？近平说：“是因为贪污腐败。”我说：“近平，你可千万不敢有这种想法。”近平笑了笑说：“你放心吧，我可不是那号人，我肯定不是那号人！”
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