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十八——陕北七年,他真是不容易也真是不简单
采访对象:孔丹,年生,北京四中学生。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现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年2月,到陕北延长县插队,距离习近平插队的延川县58公里。
采访组:本报记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采访日期:年12月5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孔总,您好!年2月,您从北京到陕西省延长县插队,在那里一待就是四年。请您讲一讲当年知青上山下乡的时代背景和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的情况。
孔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一场政治运动,是那个年代无法回避和逆转的社会潮流。当年每一个知青虽然个人具体情况不同,但都有着共同的际遇,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上山下乡这段经历对我们那一代知青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我对此有深刻感触和清晰认识,是在年退出现职的时候,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我的一次谈话。那年的12月24日,我应约到习副主席的办公室谈话,在谈到我的工作和退出一线岗位时他说:“孔丹同志,你从事工作四十余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窗口——中信、光大工作多年,卓有成效。”他的这个概括让我非常感动。他对我的情况了解得如此细致,他所说的“四十余年”,是从我年去插队时算起的。我感动的是他对我插队经历的认可和这些年工作的肯定。
为什么会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呢?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从年下半年开始到年,全国各地学校基本停课,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这三年积压在校的、、三届初、高中毕业生总数达余万人。其中城镇学生万人,他们待在城里无所事事,上山下乡成为解决他们就业问题的一个应急措施。毛泽东看到整个中国的混乱情况,也看到严重的社会问题,他老人家于年12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很快出现了大规模上山下乡的热潮。习近平当年15岁,是老初一学生;我21岁,是老高三学生。在我们应该读书学习的年龄,就在国家这样一个部署下一起到了农村。
当年,约有2.6万多北京知青到陕西省延安地区插队。从年1月7日开始,每隔一天就有一趟运送北京知青的专列,从北京站出发,开往陕西的铜川,一直持续到年春节前为止。那时延安地区有14个县,这2.6万多名北京知青被分别安置到志丹、安塞、延安、延川、甘泉、富县、宜川、黄龙、洛川、黄陵、宜君(现在属于铜川市)、延长12个县个公社个生产大队个生产队,吴旗、子长两县因条件较差没有安置。延安县安置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等区的知青,安置人数最多,共多人。宜川县、延川县安置海淀区的知青,其中宜川多人,延川多人。志丹、富县、延长安置西城区的知青,志丹多人,富县多人,延长多人。我上学的北京四中在西城区,这样我就到了延长县安沟公社高家川大队插队。安塞县安置的是东城区的知青,共多人。宜君县安置崇文区的知青,共多人。甘泉县安置宣武区的知青,共多人。洛川县安置丰台区的知青,共多人。黄陵县安置朝阳区的知青,共2多人。黄龙县安置门头沟、石景山区的知青,共多人。当时北京知青和延安12个县之所以实行区、县对口安置,主要是以后便于联系,做好知青工作。
大批外地人进入延安,近代历史上只有过两次,第一次是中央红军,第二次便是北京知青。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到延安,在这片黄土地上演绎了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奇迹。2.6万多北京知青到延安,在这个幅员并不广阔而且闭塞贫穷的区域里,经受了艰苦的人生磨砺,承受了严酷的风霜雨雪,度过了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
我最近研读《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其中谈到知青上山下乡是这样表述的:“至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共达多万。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了解社会,接触工农,在艰苦的环境中接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为建设农村和开发、振兴祖国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一些人成长为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和业务骨干。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成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巨大困难。”我认为,这段话比较客观地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出了评价。
采访组:习近平在北京大学讲话时曾提到,“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去谋划人生、创造历史”。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孔丹:我理解,“际遇”就是一个人的遭遇和时运。“机缘”这个词,指的是因缘里面包含着机会和缘分;当“机缘”来临时,能够抓住它、能够应对它,就会形成“际遇”。实际上,“机缘”、“际遇”经常连起来用,就是讲人的命运。年我18岁,在北京四中入了党,是当时四中第一名学生党员,也是当时北京市为数不多的第一批中学生党员,这可以说就是一场机缘。而“文革”中自己和家人经历的种种不幸则算是一种际遇,其中许多事情都是被裹挟进去的,属于被动参与。同样,当年习近平和我们众多知青到陕北黄土高原上开始一段艰苦、特别的人生之旅,也是一种际遇,就是我们那代人的命运。
说起来,当时我和习近平的境遇确实比较类似,我们都是高干子弟,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红二代”。但也不完全一样。那时,我母亲许明(“文革”前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因为受到“文革”迫害自杀了,我父亲孔原(“文革”前任中央调查部部长)被关进监狱,我自己也坐了数个月铁牢。我的弟弟已经去山西插队了。“上面”不准我到山西跟弟弟在一起插队,因为我们都是“黑帮子弟”,必须分开。习近平也是“黑帮子弟”,他父亲习仲勋“文革”中遭受了批斗。这是我们相同的地方。不同的是,他父亲受迫害的时间比我父亲早,从年开始。他下乡的时候才15岁,我当时已经21岁了,那时我身体上应该比他更强健一些。
我当时有个心态,觉得北京无可留恋,一走了之是很好的事。所以我离开北京时心情很平静、很淡漠,没有任何难以割舍的东西。这或许跟许多别的知青的感受不一样。习近平当时的心情似乎和我差不多。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过,插队对他来讲是如释重负,因为他当时那种情况,待在北京反而更危险,甚至有命没命都不知道。他说当年火车刚刚启动时,车厢里一片哭声,大家都难舍难分、痛哭流涕,而他这个时候反而在笑。
在这一段人生“际遇”里,我们差不多:父辈受迫害,家庭被分割破裂,天各一方。社会大浪潮打过来,我们就被浪潮卷走了,由不得你自己。插队期间,政治条件好的知青可以当兵、招工,而习近平和我这样的“黑帮子弟”是没有这种机会的。到了陕北农村,我没有想过多久能离开,也没有什么和贫下中农结合扎根农村一辈子那种所谓浪漫主义的追求。我的心态就是:我就是一个农民,我要生存。
采访组:从您自己角度看,知青生活是什么样的?
孔丹:这些年一直有影视作品讲那个时候知青的故事。有一种“伤痕文学”,表达了很多那个年代的痛苦经历。还有一些理想主义作品,把当年知青的生活表现得很浪漫。记得反映北京知青的电视剧《血色浪漫》播出之后,我们中信有的年轻人就说:“孔总,我们真羡慕你们啊,你看你们那时的生活多么浪漫呀!”我说:“这有点扯淡吧,那不是我们的生活,少数人可能有那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但我们绝大多数人就是直接到农村去,马上适应农村的生活,成为一个纯粹的农民。”既没有某些文艺作品描绘得那么苦不堪言,也没有一些人说得那么浪漫,我觉得这才是大多数知青的生活。
我印象很深的是,年2月,我们那批北京知青坐在卡车上,经过延安,一直到延长县城,然后就有农民翻山越岭带我们到各个大队。其实我们刚到农村时,并不能给当地作贡献,反而给当地人带来负担——社员不仅要关照我们,还要教我们学习劳动技能,带着我们参加整个劳动的各个环节。春天要开始种秋庄稼,种玉米,种谷子,种糜子,种荞麦。播种前,我们要用?头翻地。?头是陕北农民的重要劳动工具,是半月形的,面积比较大,吃土更多。刨了土块,再把它打散。下籽不久,庄稼就长出来了。庄稼生长过程中,还要定时锄草。牛到了盛夏白天不肯干活,我们经常夜里一两点钟赶牛上山,到塬上去犁地。吆喝那个牛下坡,你要用陕北土语,“下(念ha)啰啰”牛才听得懂。
陕北种麦子的办法很特别,我们把羊粪在口袋里装满,用驴驮到山上的地头,每隔一段距离就放置一袋粪。然后我们在笸箩里面把麦种和粪均匀地用手搅拌好,前面一个人拿一个?头刨坑,后面一个人把粪和麦籽一起撒在坑里,再用脚把土掩好。播种完成后,麦子就慢慢长起来了。
当时粮食产量很低,麦子长得很稀,一亩地最多也就收百十来斤麦子。夏收时在塬上割了麦子,用麦秆捆好之后,我们用那种两头尖的扁担,扎起来一捆麦子,把它举起来,再扎起离它最近的另一捆,担着两捆麦子,往往要走六七里甚至十里路,而且中途不能把麦捆放下来歇息,因为一放到地上,麦粒就会脱落。所以必须一口气担回到川里面的打麦场上,然后再继续上山担麦子。
很多劳动技能,有的知青同学怎么也学不会,因为他们有抵触心理,对这些毫无兴趣。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要把活干好,而且要干得潇洒漂亮,从中找到乐趣。
采访组:您提到,习近平曾对常振明说:“你们那个孔丹,窑洞里还读黑格尔呢!”您能讲讲这件事的由来吗?
孔丹:那时我是中信的董事长,常振明是总经理。有一次,他去上海见到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他回来告诉我:“我见到习书记了,习书记对我说,‘你们那个孔丹,窑洞里还读黑格尔呢!’”
我和习近平当年在陕北没见过面,但互相都有耳闻。这一则因为我们当时在知青里都是有名的“黑帮子弟”,或许也都小有名气吧。二则因为我们的父辈是相互熟悉了解的。年,习近平到河南洛阳调研时,视察了他父亲习仲勋落难时下放劳动过的洛阳矿山机械厂,这个工厂改革开放以后成为中信的重机公司,所以我前往接待。一见面,他就对周围同志说,孔丹的母亲和我父亲在国务院是同事。我赶忙应答,哪里是同事,习仲勋同志是副总理兼秘书长,我母亲只是副秘书长,是下级。他笑言,那也是同事啊。
插队期间,劳动是艰苦的,生活是艰难的,好在政治上还是平稳的,书还是可以读的,读书的时间也是有的。傍晚下工后,吃完了饭,剩下就是自己安排了。特别是冬天除了一些水利工程类的活儿,基本上没有太多地里的活儿了,如果不回北京,就有时间好好看点书了。我后来了解到,习近平当年读的书很多,主要是政治、经济和文学类书籍。我读得书很杂,但凡能找到的书都读,大多是从北京带来的书。因为中学的全部课程我在四中时已经学完了,就找来大学的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教材学习,这些都是大学理工科一二年级的公共课教材。当时比较宝贵的内部出版的书,像《托洛茨基评传》、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等政治类的书,还有中国古典文学、外国古典文学等等,都是那时候读的。习近平当年带去两箱子书,读完之后又不断交换,借书来读,再加上他在一些讲话中提到的读过的作品、引用的作品,我感觉他读书的数量和种类超出了我的阅读数量和阅读种类。
我那时候读书,并不是像有些革命家那样有远大理想,什么去改造社会、改造国家,没有。只是觉得读书是我们一种天然需要。我们在土窑洞,自己打了一个石板,把两个树干插进土窑洞,再来一个横的树干,把石板铺上,就可以趴在上面读书了。现在回忆起来,陕北的黑夜就像一幅永恒的影像,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陕北的天似乎黑得特别早,可能是因为在山里吧。夏天还好一些,秋冬黑得尤其早。天黑得早也好黑得晚也好,冬天也好夏天也好,我们几个人往窑洞里一坐,大家把各自的书拿出来就开始读。黑夜中伸手不见五指,只有窑洞里有一盏煤油灯,闪耀着一丝亮光。我们凑着那个煤油灯,趴在石板上看书。我后来了解到,习近平当年在窑洞里晚上读书,也是凑在煤油灯前,以至鼻孔常常都被熏黑了。
那时对我们来说,读书是一种享受,打开书本马上就可以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一下子就和现实生活隔离了。你不会再想白天干什么活儿了,不会再想白天的疲惫和困倦,你会钻到书里面去。看哲学书、文学书、历史书,你会被它们吸引,马上进入另外一个不同的境界。在《战争与和平》中,可以看到在拿破仑战争的宏大背景下俄罗斯贵族的生活,可以看到战争的滚滚硝烟;在《九三年》中,可以看到法国阶级斗争激烈而雄伟的场面,可以看到革命纪律的坚强意志与私人感情的艰难抉择。正如习近平所说,在陕北插队时我确实读了黑格尔。读没读过黑格尔是不一样的,受没受过熏陶和训练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后来有人说,如果一件事情在逻辑上不完整或者不自洽的话,孔丹是不会接受的。其实,这里面就是理论的力量。年恢复高考,我没有报考大学,而是于年直接报考了中国社科院经济专业的研究生并被录取,成为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后没有上过任何大学、以同等学力考取的第一届研究生。能有这样的结果,除了在北京四中打下的扎实基础外,与陕北插队时坚持读书学习是绝对分不开的。
那时,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我影响很大。我还受很强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强调“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不记得从哪里弄来一本讲美国农业生产方式的书,介绍他们采取的集约式生产方式,效率很高。我国农村经历了年“大跃进”,年人民公社体制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开始下放所有权,应该说已经没有了原来吃公共食堂那种大锅饭的现象了。但在我们那里,一个大队里边还是一起出工、一起收工,干多干少一个样,劳动生产力极其低下,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大锅饭。看了讲美国农业生产方式那本书,我就想怎么发展中国的农业。这种想法当然是初级的、幼稚的。后来,中央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时,我就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事,特别容易接受。但在党内就引起一些争论,包括一些省委书记都对此事有看法,认为应当避免集体生产方式被破坏。而对我来说,因为有四年插队生活的经历,又读过农业研究方面的书,我就觉得这件事很容易理解,是大势所趋。我始终认为农民的积极性是天然的力量。当然,今天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我们要重新研究怎么解决土地流转问题,怎么调动农民积极性问题,以及两亿七千万农民进城后谁来种地和种好地的问题。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必须基于对农村和农民的深刻认识和理解。
采访组: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要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您怎么理解?
孔丹:我个人理解,就是要养成良好的学习和阅读习惯,树立自己的正确人生观,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对于我们那一代人来说,可以说插队就是我们“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因为我们要自己面对社会,社会已不再把我们看成少不更事的孩子,而是把我们当成一个成人来看待。陕北老乡都是善良的,他们没有因为我们是“黑帮子弟”而另眼相看。我记得有一位老大娘,她知道我家里的遭遇,对我特别关心。有一次,我把被子拆洗了,刚晾干,老大娘就拿着针线过来给我缝上了,她一直把我当成半个儿子看待。
我走山路的能力就是在那个时候练出来的。陕北都是高高低低的山路,每天一出门就开始爬坡、下坡。老乡告诉我,走山路可急不得,得走得慢慢的、稳稳的,才能走得远。要是心急,一会儿就能走出一身汗,还能叫你喘半天!老百姓中间蕴藏着大智慧,走山路如此,做人做事何尝不是如此。越是遇到困难,越不能着急,一定要慢下来,稳下来,才能克服困难,走得更远。“行稳致远”,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老乡对我们很热情。当地老乡都是抽烟袋,刚到农村时,有位老乡抽完一锅烟后,就把烟嘴在衣服上一蹭,再用烟丝装满烟锅,递给我抽。一开始我还真不习惯,可是又不能拒绝老乡的盛情啊!我只好硬塞在嘴里,老乡见我和他们一样抽烟,就觉得跟我亲近,还高高兴兴帮我把烟给点上。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第一口烟就“晕烟”了。那烟太厉害了,就像在嘴巴里面炸了似的,钻到我的鼻腔里、肺里,呛得我直流泪。看着老乡真诚热情的眼神,我硬是挺着没咳嗽出来。从那以后,我就跟着老乡一起抽烟了。我一直抽了34年的烟,直到年“非典”才戒了。仅仅从抽烟这一件事来看,陕北老乡和农村对我的影响可谓至深,或者叫“深入骨髓”。
还有一件涉及抽烟的小事,让我至今难忘。为了抽烟,我跟别人打赌,说我一口气能喝半斤酒。别人不信,我们就走了五里多路,到公社的供销社用洋瓷缸打了半斤酒,我当场端起来一口气喝光了。那人当即就服了,输给我3条烟。当时一条烟6毛钱,6分钱一包的经济烟。这件事既显示了我的男子汉本色,又赢了3条烟,让我开心了很长时间。直到今天,回忆起这件事仍让我忍俊不禁。这就是陕北农村带给我的快乐,这种快乐就像一枚宝石珍藏在我的记忆中。每每想到这些快乐的事情,陕北的农村、陕北的老乡就浮现在我的眼前。那片土地不仅仅是我劳作过的土地,而且是我灵魂的故乡;那里的老乡不仅仅是陪伴我的老乡,而且是我精神的手足。我觉得我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扣好了。
到陕北插队同样是习近平的人生第一站。当年他年纪那么小,在黄土高原一待就是七年,而且扎扎实实干成了那么多很不容易干成的事。所以说他的人生第一站走得更扎实,他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扣得更好。这也是他以后走好人生其他旅程、系好人生其他粒扣子的最重要基础。
采访组:习近平总书记对知青岁月念念不忘,曾多次提到知青往事。在您的记忆和感悟中,您认为知青上山下乡在你们这一代人的生命中意味着什么?
孔丹:在陕北插队那段岁月,我学会了在困难中发现生活乐趣的本领。家庭的变故、生活的落差,对我造成了很大压力,但我没有陷入负面情绪,而是学着去适应现实。
第一年,我就快速融入了农村,学会了干各种农活,我是我们队知青中的干活第一人,每天能拿到10个工分,这对我来说非常有成就感。但第二年却出现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我干活太猛了,得了大叶性肺炎,吐了血,又得不到比较好的治疗,身体就弱下来了。天热的时候,脚上又不知被什么东西咬了,整个脚都肿起来了。每天拖着肿脚爬山路、干农活,真的快吃不消了。
就在这时,来了一件好事。村里的西瓜快熟了,需要两个人去看瓜地。可是瓜地恰巧在坟地里,没有人敢去,只有我一个人报名。我在瓜地的一棵枣树上吊了一个蚊帐,下面铺了一张床,天天一边看书,一边看瓜。这段时间让我暂时远离了农活和饥饿,身体得到了调养。黄土高原上碧绿的瓜地,好像沙漠中的绿洲一般,成熟的西瓜在阳光下泛着油亮油亮的绿莹莹光泽。队里是允许看瓜人吃瓜的,饿了渴了,我就摘一个西瓜,不用刀,就用巴掌猛地一拍,西瓜就裂开了,有红瓤的、有黄瓤的,又甜又多汁。直到今天,我时常怀念那片碧绿的瓜地,这是我在艰苦的时候找到的生活乐趣。后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在应对困难的时候,都不会放弃寻找人生的乐趣和幸福。这或许就是“修身”吧!
习总书记在北大讲话专门讲了一段“格物致知”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觉得他对这段话有着深刻的体会,蕴含着丰富的道理。
拿我个人来说,我插队时从来没有想过将来做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要在陕北待多久,我没有想过这些事情。该做什么做什么,该劳动劳动,在劳动过程中我要享受人生,要有生活乐趣。愁眉苦脸是过日子,高高兴兴也是过日子!我的一些老伙伴见到我总说:“你真是一个想得开的人!”后来,我在遭遇中信泰富澳元期货合约危机时,每天都很忙,压力也非常大,但我都能睡得着觉。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就会想每天的工作、解决的办法,想完了就问自己:“还有别的办法吗?”自问自答:“没有了。”然后就睡觉。因为已经想透彻了,不睡觉也没有用了。
面对人生,是可以有不同态度的。高高兴兴也是生活,愁眉苦脸也是生活,“愁上加愁、苦上加苦”不如“苦中作乐、以苦为乐”。我刚到农村时,就想着怎么才能跟当地农民一样,怎么才能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我觉得必须精通全套农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融入农村。一年下来,所有农活我都能上手了。这是我生存和生活的要求。离开农村时,我已经是一个“熟练”农民了,从外到内,整个生活状态都农村化、农民化了。我说的是陕北的方言。穿的是土布衣服,因为我来时带的衣服都磨烂了。头上扎的是白羊肚手巾,这样的手巾一年得两条,在农村生活离不开它,夏天把毛巾叠成一个长条,系在头上,出汗的时候用它擦汗;冬天把毛巾展开,从后往前扎,在脑门上面系成一个小结,用它御寒。穿的鞋是老乡做的鞋子,棉衣也是老乡做的老棉袄。在那里生活了四年,感觉已经和他们融进去了,没有感到自己与农民有什么不同。
习近平在梁家河待了七年,他年龄比我小6岁,但比我在农村待的时间长得多。而且不仅在那里入了党,还当上了大队支书。他真是不容易,也真是不简单!虽然我们在那时并没有什么交往,但根据我在陕北农村四年的经历,联系他后来的成长轨迹,他在陕北七年中肯定深深体味了最苦、最难的生活,并在苦难中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升华。
采访组:习近平曾经说过: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您怎么理解他这些收获和体会?
孔丹:我认为他这些收获和体会是符合逻辑的,是他长期历练的思想和精神成果。我们不少知青也有这方面不同程度的感受。
知青上山下乡这件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独特的经历。有一种理解,说上山下乡对于知青个人来说,它是属于一种历练,是对人性格的锻炼。日本人曾经把聂卫平的棋风称为“文革棋”。你照规矩来,他不照规矩走,不按常规出牌。他就是有这种能力,逼得整个日本的超一流棋手碰到聂卫平就头疼,畏惧他坚韧顽强的棋风,出其不意的怪招。这种风格是不是和聂卫平的“文革”经历、六年上山下乡经历有关呢?我看多多少少是有的。
就我自己来说,插队对我的性格、意志、品质,还有跟老百姓沟通的能力都是有锻炼的。以前我们没有这种沟通,太学生腔了,人家也没法和你沟通。我们这些人后来形成的这种沟通能力,应该说在下乡历练中得到了实际的提升。还有就是对人民疾苦的直接感受。特别对一些高层领导来说,他们经过了这种历练,也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财富,甚至成为从政的一些很正面的影响因素,包括意志、品质、性格、立场、情操、境界,包括接触人民、跟群众的沟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接了地气了。由此来看,习近平到中央工作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他表现出来的为民情怀、求实作风、稳健风格、非凡气魄,他的文韬武略、大智大勇等等,我认为都可以从他陕北七年的插队历练中找到答案。
习近平和我这样的干部子弟,虽然从小没有什么过于优越的生活,但客观地讲,和一般干部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相比,生活环境毕竟还是好一些的。比如,即使在“文革”中,我的家里人被关的关、死的死,但那时我一个月还有15块钱生活费,还能隔一段时间改善一下伙食,吃个炒饼什么的。从一生下来到今天,应该说生活最困苦的一段还是在陕北农村。我想习近平也应该是这样的。你经年累月直接跟老百姓生活在一起,能够很直接地看到中国农民的生活内容,由此感受到命运的不公平。那时候,陕北一个农民,一辈子就是盼个吃饱饭,盼着娶个媳妇,生个儿子,挣副棺材板。就这样过来了,这就是他的一生。因为环境艰苦,他们的寿命也比较短。他们直接跟我们表达的生活理念就是,受苦人一辈子就是这个样子。他们的欢乐,他们的悲伤,就拴在这么大的一个天地里。听听他们唱的歌,你就能感觉出来,他们就是在这样一个生活基础上经历着所谓的欢乐啊、痛苦啊。
北京知青上山下乡,包括习近平在内,一下子面对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甚至在中国农民里头最苦的一群人。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同时也是很难得的,因为这才是对人民真正的了解,对中国国情真正的了解。
我在村里关系最好的一家人姓高,他家里有三个娃,大娃、二娃和三娃。大娃是一脸的苦相,二娃、三娃的形象也还都在我的脑子里呢。我记得很清楚,后来三娃娶了个米脂婆姨,长得很俊秀,所谓“米脂婆姨绥德汉”嘛。女方家就嫌这里太穷,拉着个脸。要不是没饭吃,怎么会嫁到这里来?所以说要跟农民沟通,先决条件是你和人家要处在一个阶层,那时我们做到了。今天虽然身处另外一个阶层,但我们的那种感受、那种沟通是不可磨灭的,而且会带给你动力。所以说,在农村插队的经历不仅对我们是一种锻炼,还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加深了我们和人民之间的感情。这对我们后来的生活经历都是起了重大而深远影响的。
我认为,治国理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有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奠定了基础,让他深刻地理解了“人民”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
采访组:您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思想与他在农村插队的经历有关系吗?
孔丹:肯定是有关系的。习总书记在延川插队七年,他知道什么叫农村,知道中国最苦的农村的生活状态。像陕北、甘肃等自然条件很差的地方,到处都是黄土坡,地里产粮低,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农民吃饭都成问题。可以说,在农村的七年时间,他了解了人民实际的疾苦,和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他讲为人民脱困,讲得非常具体,可见他对这件事情了解得多么细致深刻。七千万贫困人口、六千万留守儿童、四千万留守妇女、两亿六七千万农民工,这个庞大群体的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等问题都要解决。如果不解决人民的这些问题,就对不起人民,就不叫共产党,就不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走的社会主义道路。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代表共同富裕的道路不走了。不是什么问题都是市场经济能够解决的。收入分配失调、贫富分化严重,这些问题仅靠市场经济就能解决吗?环境污染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仅靠市场经济就能解决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资本家的本质——为了利润,可以不顾一切。《资本论》中有一段入木三分的话:“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如果资本的使用不受到约束,就会破坏性地使用资源。我们的党和政府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和政府。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各项治国理政举措,充分说明了一点:习近平总书记紧紧地把握住了国家和人民前进的方向盘。他能做到这一点,与他在陕北七年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的根早已深深地扎在人民中间,他的心一直连着人民。
我觉得,我们党面临的“四大危险”中,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有些干部,高高在上,不了解群众疾苦,滋生了各种脱离群众的现象,有的甚至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狠刹“四风”,就是警醒广大党员干部不要忘记人民,不要脱离人民。
我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有着深厚的根基,其中一个源泉就是他跟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不是靠书本,不是靠间接知识得来的,而是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体会人民的喜怒哀乐,为人民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中国梦”的提出,离不开他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经历,离不开人民群众这个基础。习总书记志存高远,中国梦是他的理想和抱负,是他的责任和担当,也是每个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经历过“文革”带来的冲击,共同经历了上山下乡的过程,形成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力量。当然,新的一代人会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成长起来。我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希望年轻人不要只是分享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应该有责任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你的努力和你的贡献。你可以有不同的背景,可以有不同的原因,可以有不同的追求,但是不能离开社会进步的要求。”这句话并不是用我们的经历去要求年轻人,不是要求他们必须重复我们走过的路,而是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经历,每一代人都应该有每一代人的使命担当。
采访组:您很喜欢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我们走的路,我们自己选择。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请具体谈一谈您对这句话的理解?
孔丹:习总书记经常讲到这句话。我的理解是,我们应该坚持我们自己的道路和特色,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由中国的历史传承、文化根源、现实环境三个方面的原因决定的。
中国有一些人盲目推崇西方的理念和价值观,但我们能用解释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吗?我们曾经走过的道路告诉我们,这是不可以的。我们要走我们自己的道路,就好像中医把脉,同样是病人发烧,针对不同的病人却要开出不同的药方。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找到病根,才能药到病除。
习总书记对中国道路有着坚定的方向和坚定的认识,这就是毫不动摇地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年,中国共产党将会迎来年诞辰。第一个百年即将来临,我此生有幸,能看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这不是一般的小康,而是全面小康;也不是一般的富强,而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阶段。
我正在读《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这部书分为三本,九十年的时间分成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历史时期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个历史时期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第三个历史时期截止到年,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个人觉得,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了第四个历史时期,这是一个全新的时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四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战略部署上展现出伟大的志向和抱负。从“中国梦”到“两个一百年”,从推动发展到深化改革,从经济结构调整到“四个自信”,从外交布局到军队改革,从反腐到扶贫,无不体现出他的宏韬伟略。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他肩负起了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任重道远,行稳致远,梦想终能成真。对此,我深信不疑,充满信心。
连载十九——年龄最小、去的地方最苦、插队时间最长的知青
采访对象:何毅亭,陕西省汉中一中初中学生,年12月至年4月在汉中市铺镇公社姜埧大队插队。年5月招工进入汉中通用机械厂工作。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和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央办公厅、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现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采访组:本报记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采访日期:年1月16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对习近平总书记当年的知青生活,我们已分别采访了梁家河的村民和一些北京插队知青,了解和掌握了他知青生活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现在,我们想从宏观上了解当年知青上山下乡的情况,以便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习近平总书记的七年知青岁月。我们了解到您当年也是“老三届”插队知青,请您谈谈那时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背景。
何毅亭:你们这个想法和思路很好,了解了整个知青上山下乡的情况,确实有利于更深刻地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陕北那七年知青岁月。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大的方面讲可以划分为两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年“文化大革命”前,差不多10年。这个时期,知青上山下乡主要是探索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并把它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边疆和推动偏远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进而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就业途径。那些时候政策上也比较稳定,就是国家倡导、本人自愿。整个说来,这一时期上山下乡规模很小,人数不多,从年到年全国上山下乡的城市知青约万人。
另一个时期,就是从年到年,大概也是10年。知青上山下乡,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全国共有多万城镇知青奔赴农村和边疆。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年、年、年毕业的三届城镇初、高中生约万人。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就属于这万“老三届”知青,我就主要说说这个时期的情况。
那是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甘肃省会宁县一些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关键是传达了毛主席一条最新指示,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第二天,《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突出报道了各地知青热烈响应毛主席号召,“满腔豪情下农村、广阔天地炼红心”的消息,在全国引起极为强烈的反响。那时候毛主席的权威达到他一生的顶点,他的话真的是一句顶一万句,他老人家一声令下,立即在全国掀起上山下乡的高潮。
毛主席当时为何要作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决策呢?
年“文革”兴起之后,大学停止了招生,中学停了课,工厂不招工。到了年,年、年、年三届初、高中毕业生积压在学校“闹革命”,实际已成为城镇剩余劳动力。因为“老三届”中学生没有离开学校,依此类推,年毕业的及以后几年毕业的小学生就进不了中学,到了上学年龄的孩子也不能及时进入小学。这种状况积累到年已经非常严重。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的中、小学生,这么长的时间,正常的教学秩序却得不到恢复,大、中、小学都是乱糟糟的,这种现象与“文革”的动乱局面混合在一起,使整个国家的社会动乱更加严重。在这种背景下,知青上山下乡不仅成为解决中学生就业问题的一个应急手段,也成为毛主席设想的“文革”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必须解决的一个政治问题。
在毛主席看来,知青上山下乡是改造青年学生、“反修防修”的有效途径。“文革”兴起的时候,以广大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成为整个运动冲锋陷阵的先锋,他们得到毛主席的热情支持。毛主席当时特别指示,不准组织工农反学生,要求劝阻工农不要干预学生。然而,随着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到了年夏天,毛主席对红卫兵的一些行为越来越失望。这年7月27日,他派军宣队配合北京工宣队开进清华大学,制止那里发生的武斗。7月28日凌晨,毛主席以及中央其他领导人,同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谈了整整5个小时,对他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特别是搞派性争斗甚至武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通知,派出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大、中、小学,对“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进行改造”。年12月,毛主席进一步作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决策。《人民日报》等权威报刊把这一决策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新的战斗号令”,是“实现知识青年思想革命化、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全国上山下乡全面动员,除去充分利用宣传系统,还广泛利用单位、学校、街道、邻里、家庭等多种组织关系,形成了上山下乡光荣、不上山下乡可耻的政治氛围。
我当时是陕西省汉中一中的初中学生。从年6月份开始,学校因为搞文化革命就停课了,从大字报、大批判、大串联到“全面夺权”和“斗、批、改”,随着运动的发展学校形成势不两立的两派,派仗打得很凶,最后甚至发展到武斗。大多数学生包括我在内,后来厌倦了这种无休止的派仗,成为逍遥派,基本上不到学校去了,不少人甚至长期不照面。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公布,所有学生闻风而动,不约而同都齐刷刷聚到了学校,打听和忙乎上山下乡的事。那个时候,地方和学校的革委会安置学生上山下乡还真是雷厉风行,这所中学的学生到哪个公社,那所中学的学生到哪个公社,每个学生到哪个公社哪个大队,几天功夫方案全搞定了。这样,我们那里大多数学生在年元旦前就到了各自的生产队,晚一些的也都在年元月到了插队的农村。我是年元旦前走的,去的是本市的铺镇公社姜埧大队。后来国家明确,年以后插队的城镇知青,工龄从插队起连续计算,于是我填个人简历表时参加工作时间一栏就写“年12月”。
现在回想起来,就那么几天、十几天,顶多也就一个月左右,全国那么多“老三届”城镇中学生,就这么迅速地离开了长期生活的城市,离开了父母家人,“打起背包就出发”,奔向了原本陌生的农村。这真是一个奇迹。从那时到现在,48年过去了,当年青春年少的“老三届”知青,如今年龄最小的也都60岁开外,基本上退出了工作岗位或淡出了社会生活。当年,他们在农村度过了人生道路上一段特殊的时光,有艰辛也有欢畅,有付出也有收获。上山下乡的磨炼使他们由稚嫩趋于老练,由狂热趋于清醒,由天真烂漫趋于沉稳老成。所有这些,为他们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上山下乡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涉及全国众多家庭和亿万人的一桩大事,作为一个年代的历史符号,永远留在了一代人的记忆之中。
采访组:听了您的介绍,我们对“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背景增加了了解。您和习近平总书记当年都属于“老三届”知青。您能否从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总体情况,谈谈对总书记七年知青岁月的认识。
何毅亭:把习近平总书记的七年知青岁月放到当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大背景、大格局中来观察,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三个最”,就是:他是“老三届”中年龄最小的知青;他插队的陕北是全国插队知青中条件最艰苦的地方之一;他是插队知青中在农村待的时间最长的极少数人之一。
为什么说他是“年龄最小”的知青呢?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年、年、年毕业的初、高中学生,年底上山下乡的时候,年龄最大的老高三即高中66届学生一般是二十一二岁,年龄最小的老初一即初中68届学生一般是十六七岁。习近平总书记当时属于老初一学生,上山下乡时只有十五岁多。像他这个年纪的知青,在当年万“老三届”知青中,年龄无疑是最小的,人数自然是相当少的。
之所以说他插队去的是最艰苦的地方,这需要从知青上山下乡安置地点和安置方式说起。当年“老三届”上山下乡,从安置地点来说,有跨省安置、本省内跨地区安置、本地区内跨县安置、本县就地安置四种。绝大多数知青都是在本省安置,而且大部分是就地安置。跨省安置的,主要是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和浙江、四川、江苏等人口稠密省份,这些地方的知青除了在本直辖市、本省安置插队外,还被安置到外省、区。北京“老三届”中学生,绝大多数安置到了黑龙江、内蒙古、山西、吉林、云南等地,其中2.6万多人到陕西省延安地区插队,习近平总书记就属于到延安插队的这一拨知青。
从知青安置方式来说,那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到生产建设兵团或国营林场、农场、牧场、草场等单位当农业工人。另一种是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这是最主要的安置方式。同样是上山下乡,到兵团等单位的知青和插队知青的境况有明显差别。兵团知青,身份属于国营企业农工,每月拿固定工资,多的30多元、少的也20多元,而且吃国家供应的商品粮、享受部分劳保福利,物质生活能得到基本保证,所以到兵团成为知青的首选。但是,兵团接收知青时政审标准比较严格,家庭出身不好或家庭政治背景不好的知青很难进入兵团。插队知青,要靠自己挣工分吃饭,多数知青的日工值只有几角钱。因此,一半左右的插队知青在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需要父母接济。我当年插队的地方,条件算比较好的,一年干下来,扣除口粮钱一般有几十元收入,马马虎虎能够自食其力。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插队的延川县梁家河村,地处黄土高原,无疑属于全国插队知青中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最艰苦的地方之一。前几年因为工作原因我去过梁家河,那里山大沟深,交通落后,土地贫瘠,降雨很少,自然条件很差。知青插队那个年代,这里没有电,没有任何农业机械,劳动用的还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老镢头,老百姓吃水、烧柴、照明等都有很多困难。农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一年,打下的粮食还填不饱肚子。我曾问过当年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个窑洞住了六年的北京知青雷平生:插队时梁家河一个工日值多少钱?雷平生说,刚下去的头一年即年,每个工日值是一角一分钱,到了年是一角二分钱,涨了一分钱。我们也是插过队的人,可以想到的是,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一个从小在北京长大的15岁少年,孤身来到那被群山阻隔、多风少雨的荒僻之地,劳动和生活中有多少困难、多少问题需要他去面对、去解决!
还有一个“最”,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农村一待就是七年,属于全国知青中插队时间最长的极少数人之一。当年我们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谁也不知道究竟要在农村待多久。除了有些知青表示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外,绝大多数知青在心底里并不情愿在农村待一辈子。好在到了年冬天,我们那里开始有知青应征入伍,使广大知青对未来看到了希望。1年以后特别是年、年以后,通过应征入伍、招工进厂、推荐上大学等多种方式走出农村的知青越来越多,到年底基本上都离开了农村。我在农村待了差不多两年半后,招工进了工厂。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陕北农村却待了七年,这在“老三届”知青中绝对是很少的。最近我看了一些有关延安北京知青的材料,了解到年到延安插队的北京“老三届”知青共20人,年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到年共在北京知青中招工人,提干人,征兵人,上学人,病退、困退回京人,这样共走了1人。年,在北京知青中招工、招干、征兵、上学人。年,招工、招干、招生等人,回京人。年,招工、招生人,回京人。这样到年末,整个延安地区仍待在农村的北京知青只有人,占20名北京知青的2.3%,而且这人中不少知青是因为已与当地农民结婚而留下来的。习近平总书记插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到年就剩下他和雷平生两人,雷平生年10月被推荐录取上了延安大学后,整个大队就只剩他一个知青了。他不仅是梁家河大队插队知青中走得最晚的,也是延川县乃至整个延安地区北京知青中离开农村最晚的极少数人之一,到年10月才被推荐录取上了清华大学。
对我们插队知青来说,一起插队的同学和校友,或入伍、或招工、或招干、或上学、或通过其他途径陆陆续续、一个一个地走了,自己却仍然留在农村,昔日热闹的知青宿舍变成了冰房冷灶,那个心情的确是挺复杂、挺焦虑的。我们从梁家河的知青和村民中了解到,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却不急不躁,不慌不忙,仍然是该干活干活、该读书读书,仍然是执着地一如既往地申请入党,不仅入了党还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这种从容,这种坚韧,这种任随“云卷云舒、花开花落”的淡定,让我们这些当年插过队的人由衷地感佩。
采访组:听您这么一介绍,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属于“老三届”中年龄最小、插队地方最苦、在农村待的时间最长的知青这些结论,听下来确实是这么回事。请您再谈谈,总书记这七年知青岁月,在哪些方面对他后来的成长产生了重大影响和作用?
何毅亭:“年龄最小、地方最苦、时间最长”,这“三个最”可以说是习近平总书记插队生涯的鲜明印记。总书记这七年知青岁月,是他离开学校和家庭走向社会的人生第一站,也是他人生旅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站,无疑对他后来的成长会产生重大影响和作用。结合我自己的插队经历和体会,我认为陕北七年在总书记整个成长经历中的重大意义和重大影响,可能在以下这些方面是很突出很重要的。
首先,陕北高原那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劳动生活,锻造了他坚毅刚强的意志品质和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知青从城市到农村,从过去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到普遍艰苦的生存环境,从以往基本没参加过多少体力劳动到长年累月地干各种农活,从生活等依靠父母家人到生活、工作完全自理,所有这些转变的跨度还是相当大的,知青们面对的各方面考验也是相当大的。对相当多的知青来说,特别是像习近平总书记那样当年只有十五六岁的知青来说,到农村插队所经受的磨炼从心理到体力都超出了自身的承受能力。
我插队期间有两件事至今印象深刻。一件是下乡半年左右即年6月,正是“双抢”季节,队里的知青同农民一起既要抢收小麦等夏粮,又要进行插秧等秋粮的种植,累得都有些吃不消了。记得我第一次到村外四五里远的麦地担麦捆,那时我身高只有1.6米多一点,体重才80多斤,肩膀上没什么肉,那种两头尖、中间方的“尖担”把肩膀压磨得又红又肿,中途又不能歇息,我硬是咬着牙一趟一趟地坚持了下来。另一件事是往国家粮库送缴村里的公粮。我双手从背后托着装了近斤稻谷的麻袋,沿着一条宽约50公分、厚约10公分的木板,一步一步向10米左右高的粮仓挪步,随着木板上下有些晃动,我的双腿不时地打闪、发软,随时都有摔下木板的可能。像缴公粮这样的重活,“双抢”这样的苦活,还有像在水利建设工地、铁路建设工地抡铁锤打炮眼和点雷管爆破这样的险活,插队期间干过不少。
由此想到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陕北插队,他受过的那些苦、遇到的那些困难,根本不是我们那里的知青能比的。总书记当年从首都北京来到陕北,生活环境等各方面的巨大反差,比我们这些在当地插队的知青要大得多。陕北把干农活称为“受苦”,把农民叫作“受苦人”,可见农民、农村生存之艰难。明末农民起义的著名领袖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都出生在陕北,都是陕北人。他们为什么率众造反?最根本的还不是因为这里太苦、太穷,穷则思变,穷则揭竿而起嘛!知青插队那个时候,也正是因为陕北自然环境严酷、劳动生活艰苦,有的北京知青刚来不久就被吓走了。我看到一个资料说,当时有的北京女知青实在受不了陕北高强度的劳动,就嫁给了当地农民,这样可以少干一些强度大的农活。
习近平总书记多年后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回忆:离开京城到陕北,最初感到很孤独,而且年龄又小,因此没有长期待下去的观念,别的知青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后来受到姨姨、姨夫的教育,很快融入了陕北农村新的环境,自觉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炼,几年中闯过了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成了村里的壮劳力和种地的好把式。梁家河的北京知青和农民告诉我们,插队那些年,近平始终与群众同甘共苦,什么苦活累活脏活险活都干过,而且都抢着干,从来“不撒尖”,意思是不偷懒。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陕北七年,锤炼了他坚韧不拔、坚毅刚强的性格,铸造了他自强不息、志存高远的情怀。有知青“这碗酒垫底”,以后人生岁月中遇到的各种风浪和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正如总书记回顾插队经历时所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的困难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在遇到困难时想到这些,就会感到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二是,七年知青经历让他真正接了地气,了解了国情,贴近了人民,真切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冷暖和甘苦,培育了他同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插队知青与兵团、农场、林场知青有所不同的是,他们一下去就直接到了各个村、各个生产队,同土地结合在一起,同农民摸爬滚打在一起,这使知青们能够深入了解农民,了解农村,了解当时中国最底层、最真实的一面。
记得我们那个大队的知青刚到村里时,近一个月时间都是到农民家轮流吃派饭,生产队几十户农民几乎吃遍了,这倒使我们直观地了解到一点村情、民情。我们看到了农民住的都是低矮的茅草房,看到了各家屋子里除了几件破旧家具外再没有什么,看到了有的农民为了节省一点煤油钱天一黑没什么事就上床休息,还看到了农村缺医少药、教育文化十分落后的现状,如此等等让我们刚到农村就受到某种冲击和教育。接下来,在长年累月的艰苦生活磨砺中,在与农民群众的朝夕相处中,我们实实在在体验到了稼穑之苦和衣食之难,读懂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内涵,切身感受到了农民的喜怒哀乐和生活的不易,也感受到了他们为生存、为过上好日子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这些,对我们阅读社会这部无字大书、增加对国情的了解,对我们后来的成长和发展,都奠定了坚实基础,产生了重要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陕北历练了七年,黄土地上父老乡亲们终年劳动却难以温饱的生存现状,留给他的记忆我想一定是刻骨铭心的,这种体验和感受自然比我们这些在条件比较好的地方插队的知青要深刻得多、独到得多,也难忘得多。他同样是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回忆说:刚到农村的时候,一到春耕时节经常有要饭的来。当时在一些北京知青的概念里,觉得要饭的都是不好的,甚至是“坏分子”“二流子”,不给他们吃的东西,有的还放狗去轰他们。岂不知当地老百姓有“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的说法,到了三四月家家都是“糠菜半年粮”,婆姨带着孩子出去讨饭,把粮食都给壮劳力吃,让他们忙春耕。这些情况,是知青们在农村生活了一段后才了解到的。对当地群众贫困状况的这种了解,让总书记那时就知道老百姓最缺少什么、最需要什么、最期待什么,也催生他、促使他尽力为乡亲们多办些实事。在梁家河,他组织带领群众修道路、打淤地坝、办铁业社、建代销点、打大口井、发展沼气,以自己的实干苦干引领群众向过上好光景奋进。延安时期,习仲勋被毛主席誉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父辈革命家的可贵品格,在陕北七年插队生活锻炼中,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脱胎换骨为群众眼里“吃苦耐劳的好后生”,一心让群众过上好日子的领路人。多年后他说:陕北七年,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
三是,延安的红色历史文化和陕北人民豁达、包容、厚道、质朴、奉献的集体人格,滋养了他崇高的政治理念,铸造了他不变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插队的延安地区,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地,是延安精神的发祥地,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地,也是夺取全国政权的出发地。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成立这28年间,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我们党以延安为中心,在这块黄土地上演绎了一场改天换地、扭转乾坤的伟大传奇。延安如此丰富而厚重的红色历史文化内涵,自然会对北京知青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巨大的正能量,尤其对总书记这样革命家庭出身的子弟会产生强烈的感染和滋养作用。
我们大家都知道,总书记的父亲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之一,他的母亲也是喝延河水成长起来的老干部。他血液里流淌着红色基因,对共产党有与生俱来的崇敬感和亲近感。上山下乡到陕北,在父辈们长期战斗过的黄土地上劳动生活,到宝塔山、延河边流连沉思,瞻仰伟人和革命领袖们当年办公和居住的土窑洞等革命旧址,聆听当年参加过革命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老八路讲述父辈们的青春往事……这样的点点滴滴,这样的所见所闻,使他对父辈们创业的艰难有了实地的了解,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有了直观的理解,对从小接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世界观和革命理想教育增强了感性认识,对延安这片养育了中国革命的黄土地产生了特殊感情。这种精神上的滋养,心灵上的洗礼,思想上的升华,不仅奠定了他接受插队生活艰苦磨炼的思想基础,更坚定了他信仰和追随中国共产党的信念。他先后写了八份入团申请书,写了十份入党申请书。执着的追求,艰苦的磨炼,群众的信服,终于使他入党的愿望得到批准,而且还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后来说:十五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茫、彷徨;二十二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都是黄土地的儿子。
我好几次到陕北,登高望远,黄土高原雄浑苍茫,群山环绕,充满神奇。这块厚重的黄土地,曾经以博大的胸怀接纳过转战了大半个中国的工农红军队伍,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演绎红色革命传奇的大舞台;三十多年后,这里同样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两万六千名少小离家的北京知青,成为这批中学生接受青春洗礼的地方。梁家河的知青告诉我,陕北人民勤劳善良,厚道质朴,他们没有多少文化,不会说高深的道理,但他们从心底里感到这些远离父母的北京知青不容易,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真情关照、呵护北京知青,手把手地教他们种地、拾柴、做饭,帮助他们度过插队初期的生活、劳动等关口,知青们从中感受到了陕北人民的温暖。这么多年过去了,北京知青说起延安,普遍认为延安人民可亲可爱,他们与延安人民结下的不解之情永远值得怀念。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是作为“黑帮子弟”到陕北插队的。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家庭出身、父母政治状况等因素给一些知青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但陕北的父老乡亲评价知青,更注重知青本人在插队时的表现和作为。正因为这样,他当年才能入党,才能当大队党支部书记,才能被推荐上大学。总书记在谈起这些往事时充满感情地说:延安人民曾经无私地帮助过我,保护过我,特别是以他们淳厚朴实的品质影响着我,熏陶着我的心灵。“当年,我人走了,但是我把心留在了这里!”
四是,插队七年他利用农村相对宽松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坚持读书学习,积淀了丰厚的知识文化理论素养。当年上山下乡的“老三届”知青,高中生的比例只占很少一部分,大多数是初中生,其中届、届初中生因为“文革”中断了学业,未能受到完整的初中阶段教育。用现在的标准看,把我们这样的初中生称为“知识青年”,我们是不够格的。当年知青这种教育和文化知识上的缺失,在当时那样生产力发展缓慢的年代并不凸显,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这越来越成为知青们的一块“硬伤”。正因为如此,“老三届”知青离开农村返城工作后,从事高科技、高级经贸活动的人员比例极小,大多数人从事的是普通的熟练劳动。
到农村插队,客观上为知青提供了读书自学的环境。那个年代,插队知青生活虽然清苦,但同兵团知青相比,政治上比较宽松,行动上比较自由,参加劳动多少、回家探亲的次数和探亲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知青本人。客观地说,那时插队知青读书学习的时间还是充裕的。特别是秋收秋种以后到来年春耕前这一段“冬闲”时间,农活较少,有比较完整的时间可以用来读书学习。但那时是“文革”时期,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等谬论甚嚣尘上。受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加上今后前途和出路虚无渺茫等原因,而且年龄大一些的知青还面临婚恋等现实问题,因此不少知青基本放弃了读书学习。当然,还是有相当一些知青信奉“开卷有益”的古训,把读书学习作为丰富插队生活、充实精神世界、提高自身素养的方式和途径,找各种书籍,利用晚上和农闲时间阅读学习。我在农村两年多,比较感兴趣、也读得比较多的是历史和政治类书籍,包括一些中外历史人物和政治人物的传记,还有一些国内外文学名著。像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范文澜、蔡美彪主编的《中国通史》,李新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黎澍撰写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胡绳撰写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以及反映德国纳粹历史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等等,就是在插队时读的。恢复高考后,我报考了大学文科,文史、地理和政治基本没花多少工夫都考出了高分,最后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
习近平总书记酷爱读书学习,这是同他接触过的人都熟知的。当年到陕北插队,他只带了两个行李箱,里面装的全是书。陕北七年,他始终坚持苦读深思,经常挑灯夜读到凌晨。关于总书记当年插队时读书学习的情况,你们已经采访了梁家河的不少村民和北京知青,他们是亲历者,讲了很多生动鲜活的所见所闻,《学习时报》都刊发了。看了你们的采访,我感到他插队期间读过的书,无论数量还是涉及的范围,都远远超过了我们。总书记在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时,明确提出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个要求他在陕北插队时就做到了。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坚持读书学习,积淀了总书记丰厚的文化素养、知识素养、道德素养和理论素养。这些年,我有幸在不同场合多次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他在讲话中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谈笑风生,妙语连珠,充满自信,越听越觉得有味道、有特点、有内容,越听越爱听、越想听。他这种学识,这种修养,这种格局,是他多年磨一剑的结果,梁家河七年的学习积累自然是很重要的。
采访组:刚才您从四个方面,分析了陕北七年在习近平总书记整个成长经历中的重要意义和影响,听后很受启发。您是我们最后一个采访者,在结束这个采访之际,请您最后再总结性讲讲。
何毅亭: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这段话所蕴涵的思想,充满了实践论和辩证法。回过头来观察分析,陕北七年正是习近平总书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人生第一站,是他读懂人生、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起点。在这里,他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收获到一部不著一字却可以受用终生的人生宝典。这些对他以后的成长和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离开梁家河以后,他进入清华大学这个最高学府学习知识、开阔视野。大学出来后又进入高层领导机关工作,进一步提升了眼界、增长了才干。紧接着沉到县里直接当县委书记这样的“一线总指挥”,一直在县、市、省重要领导岗位做实际工作。陕北七年,清华四年,军委机关三年,正定三年,福建十七年,浙江五年,上海近一年,中央高层五年,之后在党的十八大当选党的总书记。从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从普通公民到国家主席,从下层军官到军委主席。从西北到华北,再到东南沿海地区。中国的西部、中部、东部地区都待过,党和国家各个领导层级都干过,农民、大学生、军人、干部都当过。这么丰富的阅历,在这么多重要领导岗位上历练过,有这么长时间的实践积累,所有这些都是干好领导工作的宝贵财富。
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评价说:习近平总书记是在浓郁革命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党的领导人,是在苦难历史和曲折经历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党的领导人,是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党的领导人,是在新的伟大斗争中确立起来的我们党的领导人,是在重大国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党的领导人,是在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党的领导人。这个评价高屋建瓴、精辟准确,完全符合实际。你们也知道,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作出重大政治决定,明确习近平总书记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一重大政治决定,具有深厚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实践基础,它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进一步显现出来。
《学习时报》用采访实录的形式反映习近平总书记的七年知青岁月,选题很好,形式新颖。你们深入基层一线,同梁家河那些当年与总书记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乡亲和知青面对面对话。受访者讲当年那些真实的故事,娓娓道来,语言生动朴实,内容真实可信,把总书记青少年时期踏踏实实干事业的感人事迹生动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们真切地看到了人民领袖确实来自人民,人民领袖确实是为了人民。我注意到了,你们的采访实录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共鸣,反响很好,对于干部、群众增强“四个意识”,发挥了正能量。
再往多里说一点,你们这个系列采访实录,对如何更好地宣介我们党的领导人,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一个创新尝试。对党的领导人的宣介,既需要专题著作和理论文章,也需要根据新形势下广大读者的阅读心理和认可程度,在形式和内容上作一些改进与创新,让读者真正愿意看你的东西,并且在阅读中不知不觉受到教育、受到启发、受到感染。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的打造新的话语体系的问题。我觉得你们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是有益的。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我们党的领袖人物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非凡经历,以及他们的经历所蕴涵的宝贵精神财富,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思想价值和精神价值。把他们人生中一段一段的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通过多种形式奉献给读者,奉献给人民,奉献给历史,充分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很值得去做的事情!对习近平总书记的非凡经历,你们已经讲了他的知青故事,如果有可能你们把后面的故事接着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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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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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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