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当时你们都是高干子弟，突然从大城市到小村庄，心理落差一定很大吧?年，习近平发表一篇回忆文章《我是黄土地的儿子》，里面讲到几年中过了“四大关”，就是“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请你们谈谈是怎么过这“四关”的。雷平生：你说的这篇文章我后来读了。其中提到过“四大关”，有些滑稽的情景今天想起来还捧腹不已。确实，一下子从繁华的首都来到黄土高原的山沟里，心理上很不适应。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青年，虽然在六十年代初期也曾多次经过学军、农村劳动的锻炼，但即使是在农村参加“三夏”“双抢”支农劳动，也是由学校选择条件比较好的农村生产队，劳动时间很短。因此对农村的认识，完全是从书本上得到的。年1月，当我们乘车前往陕北途中，就被沿途漫无际涯的光秃秃的黄土高坡所震撼，进入眼帘的尽是“穷山僻壤”，我们无法将眼前的情景与革命圣地、与自己的未来联系起来，竟有同车人怀疑司机是不是走错路了。到了公社和生产队，看到农民惊人的贫穷，心中诧异“新中国成立已经十几年了，怎么竟还有这么穷困的地区和农民?”那时，我心中感到非常茫然和失落。农村过“四关”，实在不易。
“跳蚤关”
我想每一位在陕北插过队的知青都有切身体会。刚到生产队的那几天，我们几名知青身上都莫名其妙起了又红又大的肿包，奇痒无比。由于不知道肿包生成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对付。后来才慢慢知道是“虼蚤”咬的，随后也听说了不少有用的或无用的应对办法，比如“不让猪、狗等牲口回窑”，“喝本地黄土煮过的水(解决所谓“水土不服”)”等。我们还从文安驿买了一大包“六六六”药粉，大量撒在炕席下以求驱赶跳蚤，但效果不彰。近平身体虽然好一些，但反应仍然很大。他身上的包又红又大，再加上挠破的血和感染脓渗出，看上去很吓人。为了尽快熬过“跳蚤关”，我们想了不少应对措施。首先是尽量保持窑洞里外地面的干净，尽可能经常扫地洒水，将窑里地面浮土扫干净，减少跳蚤出现的可能。另外就是在进入窑洞或上炕前抖动裤筒，把跳到身上的零星跳蚤抖掉。在窑洞里停留时尽量离开地面，减少地面上的跳蚤跳到腿上的机会。那时你如果走进我们的窑洞，常常可以见到近平、我，还有雷榕生挽起裤筒“圪蹴”(陕西方言，意为蹲)在各自的凳子上聊天拉话的滑稽情景，我们认为跳蚤跳得再高，也不至于从地面跳上凳子吧。此时如果梁玉明走进窑洞，会故意抖动裤腿，说自己身上有不少“虼蚤”带进窑洞，引起我们哄笑。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最终解决是搬到了大队为知青修造的新窑洞后，周围猪、狗等牲畜较少游动出现，同时我们的适应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饮食关”
主要是粗粮多，不会粗粮细做，加上没有油水，肚子里总是感觉空空的。蔬菜很少，基本上是有什么菜下来就吃什么。那时候搞“以粮为纲”，其他蔬菜种的很少。土豆胡萝卜当家，由于不会保存，烂的冻坏的不少，也不能保证充足供应。农民们吃的菜，主要是酸菜。他们一般在秋后腌上两三缸酸菜，有白菜、胡萝卜、洋柿子(青西红柿)等。这些腌菜缸放在窑洞里，窑洞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酸菜的气味。我们由于懒，借口“不会腌菜”就不腌，于是就没得吃。有时就向关系较好的老乡，如武铁锁、薛玉斌等要点酸菜吃。梁家河后队的老乡都很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些知青，也从没有拒绝给我们“挖”一碗酸菜。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年的四五月，长期没吃到新鲜蔬菜的我们喉咙中都“燥的冒烟”。这时正好碰上房东张马有家要将前一年的酸菜倒出来腾出酸菜缸清洗，准备秋冬再腌新酸菜。张马有的婆姨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倒出的酸菜，给我们拿来了一大盆。我和近平感谢之后不由分说下手抓起酸菜大嚼，直到把那一盆酸菜全部消灭掉，才心满意足地舒了一口气。再一个困难就是缺油。由于没有油，主食就吃得特别多。由于没有油水，也闹出不少笑话。近平说过一件“吃生肉”的故事，很多人向我求证，我回答确有其事，因为我也是此事的亲历者。年12月，福建莆田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一些知青生活困难问题。年4月毛泽东回信李庆霖，并随信附上人民币元，“聊补无米之炊”。年下半年，延安地区革委会作出决定，对当时仍在生产队劳动的知青每人补助元人民币。于是我和近平共得到了元生活补助。有了这些补助，窘迫的生活稍微宽裕了一些。年的春节，我们过了个肥年，买了大概几十斤猪肉。当时买的猪肉质量不错，感觉肉像玉雕一样整齐漂亮。我们那天包了些饺子，在准备煮饺子时近平说了个笑话，说在作家梁斌的小说《播火记》中有这样的情节，主人公之一运涛说他的愿望就是要用几斤猪肉包一个大饺子，一口咬下去，“能咬出个小牛犊来”。我们又说笑道，国外有一种很嫩的小牛肉可以用刀片成薄片生吃。这次买的猪肉质量很好，大概也可以生吃。我们两人哄笑着，真的用刀试着将其中一块冻得微微发硬的瘦肉部分小心片下来，你一片，我一片，蘸酱油膏吃。也是饿的时间长了，肚子里没有油水，那一块生猪肉的瘦肉部分竟让我们吃完了。生肉吃完了，我们费了两三个小时包的饺子也在二十分钟内风卷残云般吃光了。
“劳动关”
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刚到生产队时劳动积极性都不那么高。一是我们尚未养成劳动习惯，也不适应强度较高的劳动;二是一开始给我们评工分，一天只给6.5分。那时候队里一个强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是10分。而知青的工分连一个婆姨都不如。如果早晨不出工(除早)，我们就只能挣5.2分。据了解，前一年(年)一个工(10分)分值只有一角一分。换句话说，我们劳动一天挣的5.2分工分也就只值5.7分钱。一年工分1分，就可以保全年粮钱，也就是只值十三四元钱。所以，那个时候的劳动积极性就高不起来。当然，随着时间延长，近平的思想有了变化，与老乡接触多了，劳动也习惯了，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工分也长到10分了。
“思想观”
采访组:习近平在梁家河的七年时间，正是从少年到青年成长、确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在你们看来，习近平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明显的思想变化?雷平生:近平插队七年中，前后是有一些思想变化，但不好说有明显的阶段。我个人的感觉是，从年1月到这年的秋天，他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从年初到年回京，经中央专案办公室批准允许探望正在隔离审查中的父亲习老，他的情绪和思想处于稳定向上、刻苦磨炼的时期，处事已然沉稳自信，也开朗多了。大约应该从年后半年，特别是去延川县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参加“整队”工作后，他的思想处于明显变化的时期。在这一段，他不负众望勇挑重担，积极参加农村的生产，带领农民为改变自己生产生活面貌努力工作。这一段如果一定要讲有“转变”，我认为冯家坪公社书记赵庭壁对这个“转变”起到了很大的“催化”作用。再就是文安驿公社书记白光兴、公社干部刘明升，梁家河大队支书梁玉明，也都起了各自的作用。年后半年，近平受延川县团委书记、北京知青陶海粟的鼓励，以团员身份参加了延川县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的“整队”。近平珍惜这个机会，真心实意努力工作，得到赵家河群众的交口称赞，也引起冯家坪公社书记赵庭壁的注意。据近平回队与我闲聊时讲，赵书记曾几次与他促膝谈心，态度热情和蔼，鼓励他解放思想、放手工作。我认为这位赵书记极善于做思想工作，重视人才。为了使近平放下思想包袱，在交谈中，赵书记特别谈到了自己所知道的习老当年在陕北的革命经历和业绩，谈到了陕北老百姓对习老的怀念和尊敬，当然也谈到了群众与组织对近平的期望。这些谈话，从政治上给近平以信任和鼓励。那几天，我感到近平已经彻底从几年来的忧虑和苦闷中解脱出来。赵庭壁书记不仅与近平沟通交谈，而且付诸行动。当听说近平在文安驿公社申请入党几次都得不到县里批准，赵书记就到县里找文安驿公社的白光兴书记商量，要求将近平调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来落户，培养入党。文安驿公社白书记坚决不肯放人，说这是文安驿公社“自己的人才，自己会用”，“近平的组织关系，文安驿自己会考虑培养解决”。从这时起，近平不再犹豫、彷徨，充满信心全身心投身到为群众奉献的工作中去。此时他的思想，已经逐渐有了新的人生目标。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监制：李登民审核：李涛
编辑：杨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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