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人不应忘记的历史文安县历史上最有影

刘六刘七大起义

文/宋九苓

刘六、刘七文安城东刘庄子人。这兄弟二人自幼习武,骁勇过人。明朝正德三年,文安境内有多股结伙流亡的农民在活动,他们邀路劫财,盗抢官府、大户,号称“响马盗”。官府苦于无力缉拿,闻得刘六刘七兄弟之名,便将其招募入衙,协助擒盗。刘家兄弟入府后,连破数案,深得赏识。于是,责成二人招募乡勇,组成“金吾右卫”,专门负责缉捕盗贼。由于屡建战功,刘氏兄弟名声大震,获得朝廷许多赏赐。正德四年,朝廷刘瑾专权,其家人梁洪仗势欺人,向刘氏兄弟勒索金银未果,即诬告刘氏兄弟是盗贼,刘瑾派兵缉捕,刘氏兄弟只得落草为寇,投奔文安一带“响马盗”首领张茂。不久,张茂遭官兵追捕,被俘,刘氏兄弟营救无方,只好回到畿南再举义旗。

在此前的正德四年,杨虎已经在霸州组织了一支规模不大的起义军。这两支近在咫尺的起义军在正德六年最终完全合并起来。

正德六年,齐彦名在安肃(今徐水)被捕,齐曾是刘氏兄弟在“金吾右卫”中的得力助手。为此刘氏兄弟与杨虎密谋,偷袭监狱,救出齐彦名。此次劫狱事件使得畿内大哗,农民群众纷纷来归,旬日间,竟组成一支数千人的队伍。

在明成祖时(永乐十一年),为了防御蒙古南侵,规定在北京周围的州县各村计丁养马,十五丁以下养马一匹,十六丁以上养马两匹。后来的皇帝逐渐把这项制度推行到河北、河南等地。这时农民纷纷用自己养的马来武装起义军,

起义军声势顿时浩大,一个月间攻下了山东、直隶的二十多个州县。

七月,起义军兵分两路,西路由杨虎、刘三(刘惠)、赵燧(赵风子)率领,挺进河南山西,山西人李华起兵相呼应。东路由刘六、刘七、齐彦名率领,在直隶、山东作战,两个月间,两支起义军队伍转战千里,破城数百。

负责镇压起义军的都御史马中锡和担任监军的当朝太后侄儿作战不力,均受严惩。朝廷被迫命右佥都御史陆完率宣府、大同、延绥三总兵统边兵主力弃关入内镇压起义军,并将山东巡抚都御史边宪等人撤职查办。

这年九月,起义军两军会师霸州,挥师北上逼近北京。朝廷慌了,赶紧调集大军围堵。起义军见明军势大,一时难以攻下,随即向东迂回,连克日照、海丰、寿张、阳谷、丘县、宁阳、曲阜、沂水、泗水、费县十城。当明军尾追而来时,他们又回师济宁,切断运河交通,焚毁明政府运粮船艘,活捉工部主事王宠。

这年十一月,起义军再次分兵作战。刘六等仍然在山东直隶转战,不久又北上,准备绕过驻扎重兵的临清,突袭北京城,迫使明政府紧闭城门,同时调涿州、通州、良乡等驻军护卫京师。

刘六见明军有备,声东击西,挥师西向,转战河北雄县、易州等十余县,又南下河南。明廷除派陆完统军从山东追击外,又命副都御史彭泽提督军务,以咸宁伯仇钺为平贼将军,统率在晋陕守边的延绥、榆林诸路军马开进河南,以与陆完形成对起义军的包围之势。

起义军采用机动灵活战术,趁东西两路明军合围之时,又北上进逼北京。陆完等明将大惊失色,恐北京有失,立即调派许泰等部追杀起义军。

而杨虎则挺进河南和苏皖。至此,起义军汇合成一支几十万人的大军,转战于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广、南直隶、江西等省区。

明朝官军东西奔命,义军如入无人之境。明政府命太监谷大用提督军务,除加派京营精锐部队以外,又增调宣府、大同、延绥守边的军队进入山东镇压起义。当时所调的军队有“京、边及卫所奏留京操官军二十余万,马三十万匹,其粮草之费,以正德六年一岁计,支太仓及各项银九十余万两”(《明武宗实录》卷八三)。据统计,明统治者在正德六至七年调到山东境内镇压农民起义军的部队,约占全国总兵力的一半以上。

面对明军的重重围剿,起义军被迫兵分两路:以刘六、刘七、齐彦名为一路,刘六为首领;以杨虎、赵鐩、刘三、邢老虎为一路,杨虎为首领。他们时分时合,互为倚重,转战于河北、山东等地,攻打明军。

杨虎率领的一路起义军,在山东境内活动的时间不长。他们自沧州进入德州,又南下济南、泰安、兖州,再东进直至登州、莱州等地。后杨虎率军进入鲁西南,在此地突破明军的重兵包围,进入江苏、安徽境内。

这年二月,杨虎病死,起义军由赵鐩统率,分28营,转战于河南、湖北一年之久。“恃马力悠忽驰骤,栖野不战城郭,蹈虚不立方所”。官军则闻风丧胆,怯不能战,几无抵抗之力可言。

但由于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起义军被明朝辽东、大同、宣府边兵和地方军队重重包围,刘六、刘七、齐彦名等首领相继战死,正德七年八月,轰轰烈烈的刘六刘七大起义终于失败。农民军的失败具有深刻的原因。一是与明军相比,势单力薄。二是农民军长期流动作战,虽具有机动灵活的特色,可以出其不意,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缺乏牢固的根据地和后方,士兵疲于奔走,兵员和军需补给都有一定困难,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三是两支较大的起义军独立作战,缺乏配合,更没有和当时在四川的农民起义军取得联系共同抗敌,致使明政府便于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刘六、刘七领导的这次起义,自起事至最后失败,前后持续3年,转战河北、山东、河南、湖北、江苏等九个省,三过北京,三攻南京,沉重地打击了统治阶级。为了镇压起义,明政府动用了大量军力,耗尽了府库之银。起义军所到之处,狠狠地打击了当地贪官污吏、地主豪绅。这次起义给明统治者一个沉重而深刻的教训,使明朝统治者认识到仅凭高压政策难以维持长久统治,必须要采取有力措施缓和社会矛盾,使得明朝出现了嘉靖初年较为清明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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