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立(OddArneWestad)，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挪威历史学家，主攻冷战史和东亚史。所著《全球冷战史》荣获多个奖项，所著《躁动的帝国：从乾隆到邓小平的中国与世界》被英国卫报评为年最佳历史书。
笔者近日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就相关问题与文安立教授进行了交流，下面是根据谈话录音整理的文字记录，经文安立教授授权同意发表。参与交流的还有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访问学者金三林，他对本文亦有贡献。
受访人简介：
文安立（OddArneWestad），出生于挪威，主要研究冷战和当代东亚历史，目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职，教授世界史。著作包括《剑桥冷战史》《全球冷战》《不安的帝国》等。
以下为采访原文
问：您认为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主要的障碍是什么？答：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与大国权力的转移以及“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相关。有意思的是，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的开头写到，战争是因为斯巴达恐惧雅典的崛起而造成的。但是在书的结尾，他又说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双方都在谈论战争。也就是说，战争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中美两国目前的情况和当时相似。当前的美国大选中你可以听到这样的论调，美国的情况很糟，许多国家正在利用美国的弱点，因此我们需要站出来“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不仅仅包括经济振兴，也包括军事重建，尽管美国实际上一直都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武力的国家。在中国，年轻人都抱怨自己的国家被围堵，得不到西方应有的尊重等等。这是我对中国和美国感到担忧的地方，因为所有人都在谈论对抗。
迄今为止，中国在和平崛起上非常了不起地。这不是一个疑问，而是一个事实。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将来中国会怎么做？我认为，自年以来，中国对待邻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强硬。对此我感到担忧，因为合作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
目前美国正在大选，而明年中国将迎来十九大。未来中国政策将怎么走，特别是东亚地区政策，对于中美两国而言都是一个关键。在全球范围内，问题不是很大，因为中国还不是一个全球性力量。在经济方面中国是，但在其他领域中国还不能和美国相比。在本地区，如果中国能和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其中一个国家的关系取得突破，那将产生巨大的正面影响。
问：关于中国外交政策变得更加强硬，我个人认为背后有美国因素。在年以前，中国与邻国关系非常好。但自从美国提出“亚洲再平衡”战略之后，中国与邻国有一定的争端。由于中国经济增速远远超过美国，因此时间在中国一边，中国完全没必要这个时候挑起争端。但美国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不愿意给中国时间。
答：我不同意这种观点。美国的政策更多的是被动反应式的。尽管奥巴马说亚洲再平衡，但没有多少实质举措。实际上是亚洲的小国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感到担忧，所以请美国来帮忙。今年春天我花了不少时间访问东亚地区，你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形象在日本、韩国（这可能是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了）大幅下降，再往南，越南、菲律宾，甚至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也是如此。并不是说这些国家不想与中国合作，他们很想。但民众普遍觉得中国过于强硬。认为美国在背后操纵一切是一种危险的想法。中国需要朋友，自己的朋友，不要管美国。日本情况可能比较复杂，但韩国和越南真的愿意与中国合作。
中国能实现和平崛起吗？当然！中国有和平崛起的策略，但需要把这一策略运用在本地区。事实上，区域外的国家也在观察中国在本地区的表现。我今年春天去了墨西哥，该国非常愿意与中国加强友好关系，以平衡与美国的关系。但他们说他们正在看中国怎样对待自己的邻国，因为一旦中国真正地崛起成为全球性大国之后，这将预示中国会怎样对待其他国家。
问：你认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将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
答：现在看来将会是希拉里当选。她将采取更强硬的对华政策，并给予美国在本地区的盟友以更多支持。这显然会给中美关系带来困难。但我仍然认为希拉里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如果让我说她最像历史上哪个美国总统的话，我会说尼克松。她可能会打破过去的传统，采取破冰式的创举。这是我想到的唯一可能对中国有利的一个因素。我建议中国应该早一些主动接触希拉里政府，讨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而不是那些一般性和抽象的问题，比如说朝鲜问题。这可能会起到作用。
问：中国能从西方崛起的历史中学到什么经验和教训？为什么在18世纪晚期中国退化了，而西方特别是英国进入了工业革命？
答：我或多或少同意彭慕兰的“大分流”理论。中国没有变化，而是欧洲的一小部分发生了变化，实现了快速发展。其原因是廉价能源——煤炭的易得性，这导致了利用廉价能源技术发明和创造的涌现。所以西方进入工业革命一定程度上是运气。英国有最便宜的煤炭，这是一个地理因素，与西方文化和资本主义没关系。当然，英国有一个能充分利用廉价能源并进行发明创造的社会，这也很重要。
另一个因素是部分欧洲国家从剥削其他国家，特别是美洲殖民地中获得了好处。这个因素没有本国的创新和发明重要，但如果否认其对西方崛起发挥了作用那就错了。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是携手并进的，从一开始就是如此。
那么中国这边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对于未来英国的入侵准备的如此不足。我认为在乾隆统治时期，中国在周边地区卷入了太多不必要的争端，如果这些资源能够保留住，当英国人来的时候，中国的情况可能会好很多。
中英双方在海军上有明显的技术上的差距。但在陆上，年的清军和英军是旗鼓相当的。英国人一登陆，他们与精锐清军的对抗就陷入了麻烦。双方的差距主要是体现在组织和技术上，而这种差距在鸦片战争后进一步扩大。
问：中国在国门被打开后，尽管也想通过工业化追赶西方，但却失败了，与此同时日本却取得了成功。我们能不能说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能够鼓励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
答：清朝能否像日本那样快速的改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问题。如果19世纪中叶没有发生太平天国运动的话，我觉得不能排除清朝进行改革的可能性。实际上我对于民间出现的工业化、创新、教育和增长是非常钦佩的。当然在国家层面出现了混乱和失败，但在国家之下，是可以看到巨大的活力和创新力的。比如说，当中国在接触到西方现代物理学后的一代人内，就培养出了一批世界级的物理学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文章原文略有删改）
作者简介：
方晋，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曾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学士学位。他主要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中长期挑战等重大问题。他合著的《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赢得了年孙冶方经济学奖以及中国发展研究奖特等奖。
本期责任编辑：江凯